包产到户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反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是农村改革的必然要求，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萌芽

1956年，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各地农村农民就开始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模式，有实行的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再加上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制度，统称为“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由于高级社一年以后就被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打断，这种管理模式就中断了。

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探索

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是”）公布，将人民公社的组织规定为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从而减少了管理的层次，并明确了三级的责权利。条例公布以后，各地又开始探索农村经营管理模式。

安徽省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走在了全国各省的前列。安徽省在“大跃进”运动中是一个“五风”盛行的省份，其后也非常严重。为了自救，有一部分农民在计划、分配、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开始自发实行“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将农民的获益同产量联系在一起，因而比较直接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责任田”效果明显，更多的农民开始仿效。1961年春天，安徽各地农民普遍要求实行“责任田”。省委经过调查，发现实行这种办法，能较好地提高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先在部分社、队进行试点。试点的结果，省委进一步发现包产能落实，包产指标也有提高，社员出勤率大大上升，田间管理也比过去明显加强。省委决定支持农民的这种做法，同时注意加以引导，弥补其不足，在保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这种生产责任制很快在全省推广开来。

到1961年底，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1%。实际上，这时除安徽以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贵州全省达40%，甘肃、浙江、四川的个别地、县达70%，广西、福建个别县达40%。凡是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和社队干部的欢迎。

然而，包产到户责任制这种经营模式的探索，到1962年秋季就中断了，以后我国农村就是人民公社大集体，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

三、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普遍推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帷幕。到1984年，我国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全部推开，人民公社大集体退出历史舞台。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遇到百年旱灾，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用水发生困难，秋种难以进行。面对严重灾情，省委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被称之为“借地度荒”，这一决定立即激发起农民的抗灾的积极性，全省迅速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秋种计划，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万亩。

在实行“借地度荒”过程中，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联想起60年代初实行的“责任田”，索性再度搞起包产到户。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一些干部的震惊，担心再背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针对这种担心，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会议上鼓励大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根据万里的意见，省委没有像过去那样对包产到户马上禁止，也没有匆忙作出结论，而是决定先派人去实地调查。这使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做法受到保护，也鼓励了省内其他地区开始进行改变生产管理方式的尝试。

随后，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悄悄地把耕地全部分到农户，允许各家在完成上交国家、集体的任务后，所得收成全部归己。这种包干到户的做法，更彻底地改变了人民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生产管理体制。这一年，安徽省不但平稳地度过灾荒，而且一部分地区还取得较好收成。

这次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再一次突破了“左”倾农村政策的束缚。它充分说明，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一个层次，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适合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的需要。

文/来源：名都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