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勇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杜勇，浙江黄岩人，1932年生；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转业后考入上海外语学院；1959年进外交部，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曾先后40多次出席联合国的有关国际会议。
1953年，朝鲜停战后杜勇与朝鲜儿童合影。（《外交官》图）
我16岁参加解放军，当过文工队员，后来又当了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从1949年参军到1954年转业，在部队经历了近五年战斗生活的锻炼，对我之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部队是我开始社会生活的第一课堂，它不但帮助我培养了比较乐观、开朗和敢于迎接困难的性格，还使我从小病弱的身体健壮起来。
1954年7月，在朝鲜停战一年之后，我怀着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祖国，并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我当时的愿望是毕业后当一名外语老师。可没想到，组织上把我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设计院担任俄语翻译。一年后，又把我调到外交部工作。
1953年8月，杜勇摄于朝鲜坑道内办公室纸窗旁。（《外交官》图）
记得我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时，穿了一身军服，梳两条辫子。干部司找我谈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她看我这个模样，全然不像搞外交工作的，倒像一名部队文工队员。谈完工作后，我起身想走，她叫住我，说等一等，并把我从头到脚看了看，亲切地对我说：“组织上这次派你到驻丹麦大使馆工作，梳两条辫子是不行的，头发还得烫一烫，在外交场合，要穿旗袍和高跟鞋。”我听了，觉得这个变化可真不小。
我习惯留两条辫子，也很喜爱穿军服，在上海外语学院四年，我从未脱下过军服，并以此为荣。这一下子，生活上要来个180度大转弯，实在很不习惯。然而，军人出身的我，当时的心态是服从组织分配，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习惯，只好慢慢适应，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初期，我搞双边外交，先后经管过丹麦、法国和瑞士事务。自1979年起，我被调到多边外交工作岗位，一直到1991年。
我这里讲的“多边外交”是指我国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国际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等）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是指我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双边外交”是指两国之间的关系，如中国与丹麦、中国与瑞士、中国与法国等等。虽然我参加多边外交工作时，已有多年双边外交工作的经验，但对我来说很多工作还是陌生的，因此还得从头学起。十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我对这个领域的工作逐渐地熟悉了起来。
万国宫会议厅
1980年初，讨论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的我既对《联合国宪章》缺乏研究，又是初次上阵，心中无数，只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出席了会议。
有一天，讨论的议题是《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争端之和平解决。碰巧我们代表团团长因事未来出席会议，中国席位上只有我们两名女代表。没想到，我们刚一坐下，苏联代表就借题发挥，联系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问题，气势汹汹地指责我国破坏《联合国宪章》，说我们对越南发动战争，是国际法所不能容忍的。顿时，会场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所有与会代表都把眼睛转向中国席位。我们两人都缺乏这样的论辩经验，心里很紧张，有些不知所措。幸好我们带了我国政府有关此问题的声明，于是我们便根据声明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反击。
当时，我们引用了古语“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说明我们的自卫反击完全是不得已的。会后，一位外国女代表还对我们的发言表示很赞赏。不过，我们却总觉得有些后怕，感到如果不事先作好充分准备，不仅会出洋相，而且会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所以一定要吸取教训，而绝不能存侥幸心理，这可以说是我受到的一次“启蒙教育”。
【作者：杜勇 文章来源：《女外交官》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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