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太勇

作为理学家和思想家，朱熹从小在父亲朱松的启蒙下开始读书，通过读书积蓄了丰厚的思想积淀，并用毕生精力将这种思想积淀转化为数量可观的著述，他的著述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多达25种600余卷，总字数达到2000万左右，通过这些著述向后人展示了他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创建书院、广泛讲学，吸引了大批学生投奔门下。而据考订，朱熹门下留有姓名的弟子有494人，这些人中有很多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实际上，朱熹不仅自己读书、教学生读书，他还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坚持读书传统，把读书作为治家传家的法宝。这种理想被鲜明地体现在他晚年写下的《朱子家训》（以下简称《家训》）中。作为训诫子孙后代的家族规约，《家训》全文仅317字，但却不惜用大量笔墨告诫子孙后代要通过读书知礼明理，并在日常生活中躬体力行，希望以此形成尊师重教、诗礼传家的家风。朱熹《家训》中对读书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训》中强调“诗书不可不读”，这里的“诗书”原本指的是《诗经》《尚书》，后泛指儒家经典，就是告诫子孙后代读书必须专注于儒家经典。这一点，应该是朱熹通过自身成长经历总结出来的。朱熹家族几代都以诗礼传家，朱熹的父亲和叔父以习儒为业。年届而立后在老师李侗的引导下，朱熹完全专注于儒学。他认为，首先要树立对儒家思想的绝对信奉。这一点也鲜明体现在他对读书顺序的安排上，他认为读书要先读“四书”，次及“六经”，而后观史及阅读其他。“四书”“六经”也有先后顺序，大致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经》《尚书》《礼》《乐》《易》《春秋》，“四书”是朱熹确定的儒家核心经典，可见其意图就是首先通过儒家思想的灌输确立对其的坚定信仰，然后由近及远，由内而外。

在《家训》中，朱熹反复强调“事师长贵乎礼也”“礼义不可不知”等，体现了他对以礼传家的重视。同时《家训》中也提出“子孙不可不教”，实际上就是强调要让家庭成员通过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形成尊师重教的家庭氛围，实现以礼传家的理想。《家训》中训诫子孙理念与朱熹教育理念一脉相承，如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作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开题即强调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显示了朱熹非常重视通过教育来了解、强化伦理规范，而“礼”是伦理规范的具体体现。

朱熹曾亲自编写儿童启蒙教材《童蒙须知》，强调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基础是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等日常礼仪。他认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洒扫应对等日常礼仪是养成正道的基础，只有将这些“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后才能做到“通达事物”“无所不能”。为了让人们能够通过读书更好地了解、学习家庭礼制，朱熹晚年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对家礼的研究和制定上，他对古代仪礼著作进行了整理注解，形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是汇集和解读古代礼制记载的集大成之作。他参考诸家之说，对司马光的《书仪》进行裁定增损、举纲张目，编撰出通俗易懂、普通百姓都能够接受和执行的《家礼》，使其成为影响范围最广、接受人群最多的家礼著作。

朱熹《家训》一开始就从“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诸方面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师徒、朋友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作了重要论述，并指出这些是“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这些伦理道德在行为上做到就是“礼”，在思想上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理”。这种“理”盛行于天下，无所不在，但普通人只是日用而不知，只有圣人才能阐述清楚。古时候的圣人将这些道理记录在《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中，从伏羲以来，经过历代圣人的不断努力，到孔子、孟子时，这种承载“理”而对后人有教化作用的典籍已经完备，后人必须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来探寻领悟这些道理，这就是朱熹所说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家训》不仅是一篇道德说教文章，更是一篇日常行为准则。除了讲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师徒、朋友之间的人伦大德外，更多的是对子孙在日常行为上要敬老爱幼、不为小恶、不贪不义之财等细节上的要求，体现了朱熹不仅重视读书，更重视实践的一面。朱熹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知行观，他认为获取道德伦理知识先于道德伦理行为，但在获得知识以后，行为最重要，即“知在先，行为重”，但二者并不是完全承接的先后关系，而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就要落实到行为上，通过具体行为来不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朱熹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经典中的圣贤之道，必须将自己的行为融入到道理中去，把日常所为与圣人要求进行对比，反思自己的行为哪些符合圣人要求，哪些不符合圣人要求，逐渐做到日常行为与圣贤言语合二为一，这样才说明读书有收获。正是基于此，《家训》最后强调“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就是说人们日常所遵循的礼，并不是高深的道理，而是在日常行为上遵循天性、恪守本分。

《家训》中对读书的强调也是朱熹读书思想的浓缩，对个人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家庭养成良好的读书家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字数所限，《家训》中的读书思想非常精练，必须结合朱熹系统的读书思想对其进行详细诠释，才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理解和系统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可喜的是，朱熹的学生辅广对其日常教导学生读书的语录进行系统整理，编成《朱子读书法》一书，是第一部系统反映朱熹读书思想的专门著作。虽然该书今已失传，但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张洪、齐熙在辅广编撰的基础上，结合朱熹著作中其他谈读书的内容，对该书重新进行了分类、正订和增补，编撰出新的《朱子读书法》。宋末元初鄞县（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人程端礼也根据辅广本《朱子读书法》总结出朱熹教人读书的六条方法，重新编成《朱子读书日程》一书。《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日程》作为朱熹读书思想的直接载体，现流传于世，结合朱熹本人作品中未被这两部著作收录的相关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对《朱子家训》中的读书思想进行详细、准确的解读。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