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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文

化

傅氏家族兴盛于清代初年，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傅氏远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朝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冠县为其属县。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满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于是傅回祖便携四子南归，留其三子侍奉夫人，这三子一居冠县，一居博平，一子名傅祥，居聊城。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北通京师，南达三吴，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傅祥及其子孙，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靠经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每每亲自“口授章句”，并“引古人及郡先达”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建立功业，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继。

傅祥五传到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公元1609)年，7岁入塾馆受经书，曾从师于当时名儒孙兴，明义理之学。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入关的第二年，便恢复科举制度。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翌年(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宏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1654年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宏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三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据历史记载:傅以渐“方面丰颐，颏下多髯，伟腰大腹”，居官尚称清廉，“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自处无异寒素，汲奖寒素，惟恐不及，未尝有疾言遽”。但是其七世孙，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为痒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绳勋，号秋屏，其弟傅继勋，号湘屏。

傅绳勋兄弟时代是傅氏家族又一个辉煌时代，傅绳勋是清嘉庆十九(181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后外放曾任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咸丰元年(1851年)辞官返乡。太平天国起义，聊城宋景诗起义呼应，傅绳勋奉朝廷圣旨任“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事后咸丰皇帝下诏重新起用，而傅绳勋却“称病”未起，讲学于济南“泺源书院”和聊城“启文书院”，直至82岁去世。傅绳勋长期任职于江浙运河流域，担任封疆大吏，晚年讲学于聊城，对聊城与南方各地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了贡献。

傅继勋道光年间拔贡，长期任职于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化民著称，曾以四句格言劝勉当地士绅学子:“贵莫过于为圣贤，富莫过于蓄道德，贫莫过于不闻道，贱莫过于不知耻。”他与当时许多名臣都有密切联系，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珍等是他的门生，马新贻等人则受其提携。太平天国起义后，因与巡抚翁同书政见不和辞职，潜归聊城。回归家乡后与其兄傅绳勋致力地方文化建设。傅绳勋八子，继勋七子，多数有功名，任职各地，“或以诗文书画名世，或以武技见称，可谓满门俊逸。”

傅继勋第三子傅淦，字笠泉，是傅斯年的祖父，也是对傅斯年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士。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1845)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且文武双全，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1873)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到得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傅淦娶山东潍县人、后官至江西巡抚的陈阡之女陈梅为妻。陈阡官至江西巡抚，给女儿的嫁妆颇丰，但傅淦书生本色，轻财重义，不善理家，又无固定收入，分家以后，坐吃山。婚后不久，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三子相继出世，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日趋没落。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正好，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来信让傅淦去天津，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决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

傅淦自此不再外游，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无奈杯水车薪，加上不善谋计，随意使用，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夫人嫁妆虽丰，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从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进一步衰落。

傅淦痛恨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有一次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之所以如此，是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不愿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傅淦继承傅氏家族的家风最主要表现在对其长孙傅斯年的幼年教育。

傅斯年不满五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街北头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

傅淦对早年傅斯年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傅斯年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家族思想理念方面受其母亲影响较大。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她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傅斯年父亲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夫人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去世后，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维持傅氏家计。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节前，相约派一人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直到傅斯年成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

李夫人娘家在乡村，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撰写了《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教育思想的基础。他在文中强调:“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

“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如此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 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如此，一生如此，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歪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源渊源。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1866年。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为全家生活计，谋职养家，没有人仕，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修维持家计。傅旭安既为人师，不仅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尤能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不幸的是，傅旭安中年病殁，1904年死于任所，是年傅斯年仅9岁，其弟傅斯岩仅出生7个月。可以说傅斯年父亲对其一生影响甚微。可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结成的一滚特殊的师生因缘，却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的塽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意塽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于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年长傅斯年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经与傅斯年交谈，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可堪造就的少年，更是欢喜无限。侯延深塽深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侯延塽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意见。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遂成定议。1908年冬，傅斯年离别了故乡，随侯延壤到了天津，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他。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的。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1月，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与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的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以父执事之，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

追述侯延塽对傅斯年一生为人与处世的影响，远不止将其带出聊城，为其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创造了条件。侯延塽辛亥革命以后回山东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人诚挚侠义，他对傅斯年兄弟一直视为子侄和学生，斯年兄弟则“以父执事之”。傅斯年于北京在学读书、出国留学直至回国工作，侯延塽与傅斯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以书信或当面进行训示和教诲。傅斯年留学期间致信何思源、罗家伦时曾说：

“连接家信及雪舫先生信，大加责言。”说明他与侯延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 )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1608年10月13日生于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聊城。因七世祖傅回于明朝成化年间从江西永丰来东昌府（聊城）任冠县令，故定居聊城。傅以渐幼年聪明过人，3岁能诵书、五岁熟读经史、十岁工属文，博览群书，勤学不辍，终成大器。1646年4月30日（清世祖顺治三年三月十五日），清廷举行开国后第一次殿试，傅以渐被取为首科状元。因为是清朝开科后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颇得顺治皇帝器重，至1654年（顺治十一年）即升迁为内秘书院大学士。1655年（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衔，亲自教授康熙“四书”“五经”、天文、历法、兵、农、漕等中国传统文化和做人的道理，对康熙皇帝从政后的作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傅以渐本人不高且胖，不善骑马，且骑驴。顺治恩准他可骑驴进出午门，有时年幼的康熙为其赶驴。一日此情被顺治皇帝看见，大笑不止。不几日傅以渐接到皇帝亲赐一卷画轴，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副《状元骑驴图》，上题一诗：云龙山下试春衣， 放鹤亭前送夕晖。一色杏花红十里， 状元归去驴如飞。这原是宋代苏轼《题云龙山放鹤亭》的一首诗，顺治将原诗中“状元归去马如飞”改为“驴如飞”，赠给了傅以渐。

后来康熙南巡途经聊城，曾到光岳楼北街路东的傅以渐故居凭吊，并为之题写了“相府”、“状元及第”的金字匾额，以及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等，并留下了刻有“忠朴清慎”、“文行端良”的“圣旨碑”。1656年初,傅以渐向顺治陈述有关国计民生的三件大事，均符合当时的国情和顺治意图。傅以渐对人才非常重视。顺治十五年他任会试主考官期间，惟恐辜负了举子们的心血，日夜不息操劳考务。过度的紧张劳累，使他得了重病。他的这种精神，连皇帝也为之感动，说傅以渐“恪勤职业,股肱竭力”并加封由国史院大学士改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进阶光禄大傅以夫。

渐以状元而居相位，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称于世。1657年（顺治十四年）冬，因皇太后生病，两月内积压奏疏800余件，傅以渐奉旨代拟批阅，于三日之内处理完毕，受到顺治皇帝奖誉。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廷参照明代官制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衔，傅以渐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多次因病请求辞职都未获顺治皇帝批准，至1665年（清圣祖康熙四年）去世，时年56岁。

傅以渐一生为官，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清勤著称于世。他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工于诗文，学者称星岩先生。除上述著述外，还著有《贞固斋诗集》等。他曾先后充任《明史》、《清太宗实录》纂修官，《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及《通鉴全书》总裁官。他还曾承旨撰《内则衍义》十六卷，核定户部进呈的《赋役全书》，为《资政要览》作后序，与左庶子曹本荣合撰《易经通注》一书。

傅氏家族在聊城享有盛名，一直保持着诗书传统，后来，傅以渐的七世孙傅斯年也成为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