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中央驻地保安见到傅钟主任，把干部移交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告诉我，现在有机会可以去学习。第二天中央组织部问我是工作还是去学习,我说学习去。问我愿去中央党校还是去红大，我说到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在定边。组织部给我办好入校手续后,我又去见了傅钟主任,向他报告我要去中央党校学习的事，他说很好。第三天，我就到定边中央党校报到。

一入中央党校,董必武校长和成仿吾教育长亲切接见了我，表示欢迎,说这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少,鼓励我好好学习。董老说定边四周大部分被沙土掩盖,生活很苦。我表示再苦也比过草地好多了﹐在这里一定好好学习,学出成绩来。我在定边学习了两个多月， 成仿吾教育长向全校动员,中央党校准备移到延安。他说那里的条件比这里好得多,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

经过4天行军,我们到了延安以东10多里的桥尔沟天主堂。 延安很繁华,是党中央所在地。在延安,学习了3个多月后,党中央调董必武同志去四川工作。董老从党校选拔了七八名四川干部同他一起去。其中有我。我觉得我在通江、仪陇、长池、江油、宝兴等地作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团长时，都是公开活动,加之脸部负过伤有疤，做地下工作怕被敌人认出来给党造成不利。我请求组织考虑我的意见。于是中央组织部批准,我不去四川。

中央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就转人抗大第二期学习。

抗大是1937年1月由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抗大,校址由保安迁至延安城内。抗大以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为目的，学生来源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投奔延安参加抗日的革命青年。面临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毛泽东同志及时对抗大作了指示。他说:“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力量的方法是与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在第一期的学习中，毛主席曾亲自规定了“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等原则。

1937年4月，我到抗大被编入学员队学习。我看到和我一起学习的都是红军军、师级干部，还有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陕北的知识青年，并建立了一个女生区队。当时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傅钟主任调离抗大赴前总，张际春同志升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正式开学。开学之前，我们住在延安师范学校里。毛主席指示,师范学校要开学，抗大要尽快搬出。

这一期，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下属第一至第三队。第二大队为政治队，下属第四和第五队，大队长为苏振华。我在第二大队第四队，我记得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李天焕、詹才芳、郑维山、韩伟等同志，都和我同在一个队。

从师范学校搬出后没有房子，党中央决定先挖窑洞后学习,号召我们自己动手建校舍。延安窑洞很多，冬暖夏凉。挖窑洞建校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1937年11月﹐抗大学员自己动手兴建校舍。全校都投入到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大家分工负责﹐互相帮助，挖窑洞的,运木料的，烧石灰的，不会就请老乡当教员，一学就会了。那一段时间挖窑洞,昼夜不停,晚上也点上蜡烛挖。许多师长.军长都动手挖。许世友有力气,200斤重的木头一般两个人抬都困难,少林寺出家的许世友同志说;我来。一个人扛起来就上山。那时老同志对年轻人很关心照顾，是各方面工作的模范。建窑洞不容易,石灰不会烧,请老乡指导;没有木材,就到山里用马车拉;做门框，支个棍子用锯子拉,手上都打起了泡。不会就学，互相比赛， 到底看谁干得好。那时候外面来的青年学生很多,看到老同志们都这么艰苦奋斗，受到很大鼓舞。青年学生中男的剪了长发，女的改了旗袍,天天为我们唱歌、加油。青年学生穿的用的都改得很朴素了,认为奢华很丑，艰苦很美。当时的抗大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抗大以后发展到数万人，正如罗瑞卿副校长所说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世上无难事。经过大家半个多月突击﹐荒山脚下一排排整齐的新窑洞挖出来了。我们把窑洞用石灰泥得雪白﹐窑洞前平整得溜平,用延河运来的石头把道路铺得很好看,还栽了花和树,很美观。新校舍建成后,大家高高兴兴搬迁到新校，开始学习。

毛主席为此专门给抗大写了题词，高度评价抗大师生的革命举动。题词说:“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开始表现了成 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新校舍落成举行庆祝典礼时,中共中央特地送了题为“伟大事业”的横匾。毛主席亲自参加典礼井讲了话，号召杭大师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与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战胜日寇,驱逐日本出中国。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十分重视和关心，抗大的重大活动，毛主席几乎每次都到。抗大的重要问题，毛主席都有具体指示。学校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常来给我们上课。没有黑板，用煤灰抹在墙上作黑板;没有椅子，捡块石头作凳子。毛主席亲自给我们讲课,讲军事辩证法。毛主席讲课时没有椅子,我们就去老乡家里临时借把圈椅,摇摇晃晃的。我们让他讲讲形势，他就讲。毛主席讲课由浅入深,大家都爱听。

朱老总讲课就不这样了。他给我们讲党建，不分一二三四，想到哪里讲到哪里，生动活泼，但不好做记录，大家就提意见，反映到他那里。第二天，他抱了一大堆书来了，说，你们提意见要讲理论， 我把老师搬来了。你们提问题,我解答。那时候，学习的空气非常浓厚，同志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要戴有青天白日微的国民党帽子，大家想不通。朱老总就先戴。我们跟他开玩笑，说老总戴了个乌龟壳呀,他也不和你生气，继续向我们讲道理,直到你心服口服为止。周总理给我们讲统一战线，以后董必武同志讲党建，各位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讲课。讲政治经济学，名词搞不懂，比较枯燥，大家不爱听，毛主席说,这门课难一些，但你们缺的就是理论，非要学不可。中央非常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领导亲自当教员，教育效果很好。

这次我学习了半年多,还没有毕业、就调我到抗大一大队一队任指导员。一大队有九个队，一、二、三队是部队老同志,四至九队是青年学生。由于第一大队学员人数最多、红军干部比例最大，而且远离校部独立活动，因而大队干部配备也比较强。大队长为苏振华、政委为胡耀邦、副大队长詹才芳，都是毛主席点的将。因为来延安学习的人数增多，延安城已容纳不下，学校决定采取分散办学的办法、除第二、三大队驻于延安附近外，第一大队由延安移到瓦窑堡、第四大队移到蟠龙镇、第五大队移到甘肃庆阳镇，第六大队移到洛川县。在抗大、我先后任第一大队第一队政治指导员，第四大队第七队政治指导员、第四大队政治处组织股长，工作多次受到表扬，荣获了“模范工作者”奖章。这枚用漂白布石印的奖章，以后夹在不为人注意的一本书里面、居然逃过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劫难。得以保存至今。

当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项固派制造的妥协投降危机越来越严重时，毛主席于1938年12月13日在抗大关于学校建制改变动员会上讲话及时指出:中央已经估计到形势将要发生的变化。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这 里、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植干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成立第一、第二分校，以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9年6月1日，是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日。在庆祝大会上，抗大全体人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由教育长许光达同志率领， 几千只铁拳高举,字句于钧般地宣誓:

当此民族革命的巨浪澎湃，抗日战争更趋于艰苦、紧张，我们举行纪念三周年，为着向社会人士宣告我们的主张和信念.发扬国防教育事业的伟大力量。为了表示我们坚决与团结的精神。为了勉励同志们今后更努力，更向前进，我们全校教职学员、事务人员，特别郑重宣告，坚决遵守以下誓约:

一,我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们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反对任何汉奸妥协投降的活动。

二、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以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成绩,献给民族国家与中国人民。

三、我们是学校忠实的工作者和学员﹐我们要坚决执行学校的校规、纪律,与坚定、勇敢,艰苦、灵敏的校训，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

四、我们永远是抗大忠实的儿女﹐我们爱护我们的学校，要像爱护我们的慈母一样;我们要与一切破坏母校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五、我们要遵守学校以上的誓约,如有违犯,愿受国人之谴责,校友之唾弃和学校纪律之制裁。

谨此宣布誓约。

此文选自《傅崇碧回忆录》 第48页至53页。

傅崇碧 （1916年—2003年1月17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军长，率部坚守铁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